它的成因非常复杂，例如司法本身不具有终极性，在司法体制外设计叠床架屋式的信访监督和维稳机制，无疑是伤害司法权威的利器。

此外，环境污染侵害的不仅仅是私权，还侵害了公共利益，所以有必要考虑设立公益诉讼机制。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公益诉讼的提起人可以是有关环保部门、检察机关，也可以是有关环境保护组织和团体。另一方面，行政处罚的制度并不能够为环境污染受害人提供充分的保障。为了保护好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必须要加大损害赔偿的力度，以充分补偿损害，同时有效制止和预防可能发生的潜在环境损害。紫金矿业污染案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在运用法律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中，不能因循旧例，而应适应环保的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方式方法。由于环境污染常常造成大规模侵权，即造成众多的直接受害人的损害，在保险之外，还应建立社会救助机制，向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

同时，也并未将对生态环境的赔偿计算进去，而这一块的损害比给受害人直接造成的损失要大很多。如果某些地方官员从追求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考虑，或者受政绩观限制，只要能够追求财政收入或GDP持续增长，就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即使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能大事化小。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说，经过一系列的演进，法治中国已经从概念变成了思想体系，变成了统领性和战略性思想。

死守法律条文不是依法改革，而是狭义的改革。华东政法大学马长山教授建议，对于依法治国的构建，可以实行法治政绩化，比如像考核GDP一样通过考核法治指数来评定地方法治建设的成果。(原文刊发于2014年9月4日《社会科学报》理论版) 进入专题： 法治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经济活动、市场运行的具体规则还未完全确立。

法治中国建成之日，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完成之时。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会长沈四宝教授也认为，法治中国建设，如果不顾及国际法治的要求是无法完成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治理体系建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列宁未能解决，探索合适方案的历史使命无疑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沈国明表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与现有法律不一致的地方。法治之利，斯言尽矣!一在建章立制，保持稳定;二在形成规范，垂拱而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文科学部主任郑成良教授认为，法治中国与中国梦是有联系的。

沈国明曾在地方立法部门工作多年，他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对于何为依法改革需要辩证看待。上海大学ADR与仲裁研究院副院长李建勇教授表示，法治国家构建于宪法之上，其含义包括：一套良法，公民普遍守法，独立公正地审法。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才将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  先改革还是先改法? 改革要求破旧立新，打破陈规，而法治则要求循规蹈矩。

而法治中国是提升精神和制度资源，形成适合现代国家治理需求模式的根本出路。而如今，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先行先试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是否违反法律的质疑。

我们的发展需要对规则进行改变，以试点方式突破规则，试点成功，再进行全面改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还没有充分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现代文明还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法治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法治建设不足对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掣肘愈加突出。但是，在反腐败法出台前我们可以先行出台规范性文件，比如《国家公职人员道德典》 、《国家公职人员腐败规制条例汇编》等。湖南商学院法学院院长杨峥嵘教授表示，法治中国建设，要注意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安排，治理国家，法治重要，但不唯一，市场经济是复杂的，公共法是统一法，市场法是差异法，国家法实现统一法，非国家法实行差异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决社会矛盾的经济资源增长明显，但精神资源和制度资源都急剧下降，这是未来发展最值得担忧的地方。法治建设如何为全面深化改革排山开路，这我国法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上海的做法，是请全国人大事先暂停若干法律在自贸区的实施，以此避免先行先试带来的违法风险。

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党内和新中国提倡民主法制的第一人董必武先生也曾说：有法必然治国，无法必然乱国。

所以，法治中国建设必须要考虑：发展需要怎样的法律，若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对依法治国，思维就会形而上学。2012年，在纪念82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

但是，就像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法学家沈国明教授所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建议往往不是由法学界提出的，而是由经济界，甚至是企业界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被称为升级版，绝不仅仅因为它能再次释放经济活力，更因为到了新的阶段，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章立制，最终形成一套稳定的制度模式。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林喆说，反腐败法的出台预计会非常困难，非常漫长，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与国外的不同：中国是党内自清，国外是国家行为。法治中国意味着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法治主义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安排，正在逐步生成并替代人治主义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安排，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创新要求的突破性和守法要求的稳定性似乎天然存在矛盾。人们解读新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往往强调其厘清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的要旨。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个变法的过程 法治中国建设内涵丰富，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方方面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比如，80年代的土地改革，就与当时的法律不相一致。如果法学界只是恪守既有的规则，那么改革必然裹足不前。

党的十六大上，依法治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的一部分。自贸区要改变以高投入带动高增长的经济模式，寻找新的增长和管理机制，涉及到政府审批、政府职能转变、劳工关系、社保、投资模式等一系列变化。

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表述载入宪法。通过法治中国建设，我们能够更方便地参与国际事务，通过法律的方式发表诉求。20世纪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法治建设尚未提上议程。法治伸张，政府才有清晰的边界，政治和行政的运作才能井然有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才有了具体依托。

凡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都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来修改，而不是人大常委会修改。此前，上海大学法学院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构建法治中国高峰论坛，众多法学专家探讨法治中国建设的议题。

1999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老院长张仲礼先生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个议案：《建议制定反腐败法》，这是人大代表第一次提出反腐败方面的正式立法问题，这个议案成为当年的一号议案。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无需追溯太长的历史，改革开放伊始，提出打破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大声疾呼要大胆闯，大胆试，更多地针对当时思想意识方面的禁锢。将法治中国放入中国梦的构建中，与和谐、美丽、平安等中国元素有机的结合，共同编织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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